《我们与恶的距离》:对人性的反思比愤怒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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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min
2019-08-12 01:46

  “无人不冤,有情皆孽”,出自陈世骧先生1966年致金庸的一封书信,是陈世骧对《天龙八部》给出的评论,这八个字同样也很适用于《我们与恶的距离》。

  贾静雯在《倚天屠龙记》之后阔别十五年再回电视剧,联手金钟奖影帝吴慷仁带来了《我们与恶的距离》。这部剧由一起“无差别杀人案件”切入,将受害者家庭、加害者家庭、为加害者辩护的律师等联系在一起,将新闻职业道德、原生家庭、社会体制、家庭教育等诸多社会议题抛上台前,并试图探讨人性“善与恶”间的距离。

  从Netflix与韩国合作的《王国》到HBO与台湾公视合作的《我们与恶的距离》,美国影视平台打造的亚洲本土剧集一部比一部成功,在内地的热度和口碑都不容小觑。而这两部剧之所以成功,除了制作精良外,也是因为其探讨人性的深度内核吸引了很多观众。

  《我们与恶的距离》剧本创作灵感来源于很多发生在台湾的真实刑事案件,同类型案件在国内也很是常见。从药家鑫事件、于欢事件,到滴滴网约车事件、红黄蓝事件,近几年内地众多刑事案件同样引发了公众的大规模关注,公众情绪激昂讨伐加害者下,法律与道德的冲突也被摆在了台前。可以说,目前电视剧市场缺少的正是《我们与恶的距离》这种去反思社会热点议题和热门刑事案件的严肃剧集。

  故事由一起枪击案引出,嫌犯李晓明在戏院开枪射击,造成了9人死亡,21人受伤,李晓明开篇便被判决了死刑,而故事的重点,正是被这起无差别杀人案卷入到旋涡中的众多不同立场的人:

  在陪同儿子天彦看电影时,贾静雯饰演的宋乔安中途接到工作电话后离场,等她返回时儿子已经遇难。这场事故之后,宋乔安在工作与生活中性情大变,与丈夫女儿逐渐疏远、不敢再进儿子房间,成为了职场女魔头、不断用酒精麻痹自己、拒绝心理咨询,成为了一个没有“病识感”的病人。

  在丈夫认为应该找到事件真相、找到凶手动机,避免下一个受害者出现时,宋乔安果断拒绝:“如果杀人犯还有他们的家人,都不用负任何责任,我们家天彦算什么。”其实,她在痛恨凶手的同时,也在痛恨着自己,“没有在接完电话后立即返回,而是喝了一杯咖啡”成了宋乔安最大的负罪感,她甚至希望自己当时能与儿子一同去死。

  在儿子李晓明犯罪之后,李家一家人均被舆论“连坐”,愤怒的公众要求李家父母下跪、往李家所开饭馆扔东西、深夜喊骂。李家曾想在受害者追悼会上道歉并提出赔偿,但最终只有一句无力的“要怎么道歉,要怎么赔偿?”所以,李家选择了关闭店面,避开人群,但即便住在偏远地方,也要终日带着口罩,在家里玻璃上糊满报纸,成为彻底“见不得光”的家庭。

  在与儿子的辩护律师王赦交谈时,李妈妈痛心讲道:“全天下没有一个爸爸妈妈,要花个二十年,去养一个人杀人犯,我不会做人的妈妈。”为给女儿寻一条生路,李妈妈为女儿李晓文改名李大芝,并让女儿告诉外人父母双亡,但奈何造化弄人,李晓文还是在职场遇到了受害人家属宋乔安,宋乔安的遭遇,也一直刺痛着她的神经。

  为人人喊打的李晓明辩护的法扶律师王赦,在一开始便被愤怒的受害者家属泼粪。受害人家属认为他丧失良心、加害人家属不愿意与他沟通、妻子要与他离婚、甚至连李晓明也难以理解王赦为何为自己辩护,很多人甚至觉得他的目的是为给李晓明脱罪。但是王赦只是想去寻找案件背后的真相,好让社会做到预防,正如他对李晓明所讲:“我希望我的孩子,可以平安快乐的长大,不要在遇到有人再做出类似你犯过的罪。”

  《我们与恶的距离》是非常克制和理性的,它没有教化式的口吻,也没有妖魔化任何一方,只是在试图探讨一些议题:如社会为什么没有“接住”李晓明这样的人?被害人家属要怎样走出阴影?加害人家属如何自处?比起发泄愤怒,社会是否更应该挖掘犯罪背后的心理和动机,以做到防微杜渐?

  但正如剧名所言,故事本质上聚焦的还是“我们与恶的距离到底有多远”?加害者、被害者、相关人士、社会大众、媒体舆论等,他们在这场故事里各自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是否曾因自己的过失伤害到了别人?有没有绝对的是非对错之分?有没有绝对的好人坏人之分?

  关于这些问题的答案,剧中没有直接给出答案,它只是将不同人的视角和立场呈现给观众,让观众跳出自我视野和思维的单一性去整体看待问题,看待人性的瑕疵点。剧中的每一个人都可能是受害者,也都可能是无意识的加害者,正如生活在现实中的每一个人一般。众生皆苦,无人不冤,这才是《我们与恶的距离》最深刻的思辨。

  年初Netflix与韩国合作的《王国》在国内引起追剧热潮后,HBOAisa与台湾公视推出的《我们与恶的距离》在内地热度显然也当仁不让。仔细看,这两部剧的成功不乏相同之道,如均制作精良、演员阵容强大、均由本土导演和编剧操刀、均有HBO或Netflix参与投资。

  《王国》改编自漫画《神之国度》,延续了《釜山行》的僵尸题材。该剧通过一个虚构的历史朝代,将内容触手伸向了对封建礼教、官僚政治、社会阶级与纲常伦理的探讨,以僵尸为引打破社会秩序后,呈现了绝境之下人性的善与恶,这和《我们与恶的距离》的主旨不尽相似。

  在豆瓣上,《王国》已看人数76400人,评分8.5分,《我们与恶的距离》目前想看人数37000,评分9.3分。能受到如此热捧,两部剧显然都有着很多过人之处。以《我们与恶的距离》为例,抛开剧集主旨,这部剧仅是职场戏份就很值得很多“伪职业剧”学习。

  该剧对新闻行业着墨较多,无论是为了跟踪热点而忽略真相求证、优先播放吸引眼球的热点新闻而并非重点新闻,还是将从“女大学生被撞”改为“女高材生被撞”的标题党行为、加班加点追热点的工作状态,无疑都是当今新闻界的真实写照。

  《王国》与《我们与恶的距离》受到观众认可,显然也意味着年轻观众的观剧需求正在发生变化。如今,内地电视剧的观众正在急速分流、割裂,守在电视机前的中老年观众能将《娘道》捧上收视率第一,但年轻观众则对故事内核的要求更高,他们想要看到的是更为新颖的切入点和立意点,以及更高的思辨性和启示性。

  北美市场趋于饱和之后,HBO与Netflix开始向亚洲市场扩张,并从原来的渠道覆盖上升到了内容覆盖,《王国》和《我们与恶的距离》便是这两大平台在亚洲本土剧集制作上的成功。在去年11月新加坡举行的“See What’s Next:Asia”上,Netflix首席内容官Ted Sarandos表示Netflix计划在亚洲再制作17部原创剧集,涉及了印度菲律宾日本泰国、中国台湾等多个国家和地区。

  但是对于进军中国内地市场,NetflixCEO里德·哈斯廷斯则表示:“今年的可能性依旧不会比去年的高,”这无疑是因为严格的审查环境。

  如此看来,内地短时期内想要与HBO或Netflix合作打造出一部震撼人心的剧集似乎并不太可能,不过,《我们与恶的距离》的成功,对当下的电视剧市场来说也并非没有启示。

  在台湾偶像剧霸屏时代结束后,台剧也逐渐走向没落,但如今,台剧却默默走出了传统家庭伦理剧和偶像剧的框架,开始探索更多可能性,除了《我们与恶的距离》,近一两年的《一把青》《花甲男孩转大人》《荼蘼》《麻醉风暴》《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等剧集都是台剧中的新题材力作。

  台剧的“绝地求生”,对电视剧创作来说有着很多的借鉴意义。以《我们与恶的距离》为例,其创作灵感来源于众多台湾线大学生郑捷持刀在台北捷运内随机杀人事件、2015年新北市某国小女童被割喉事件、2016年台北街头小灯泡被砍23刀事件。小灯泡事件发生后,民意请愿判凶手死刑,但小灯泡的母亲却坚决不处死凶手。她认为,与其满足民意去杀死一个人,不如好好了解这个人是怎么一步步走向犯罪。

  小灯泡母亲曾言:“他们在想什么?为什么家庭、学校、亲人、朋友、社会,没能接住他?我们要如何改善、预防?我们能做的,难道只有继续让这样的事情发生?继续速速执行死刑?”正是因为这番言论,《我们与恶的距离》的编剧吕蒔媛才去走访真实案件,最终写出了如今的剧本。

  台湾地区的无差别杀人案件,在内地并非没有。仅是2018年一年,就发生了米脂砍学生事件、辽宁葫芦岛司机撞小学生事件、重庆某幼儿园和上海某幼儿园的砍人事件等。这些刑事案件都令大众无比痛心,无数人请愿严惩凶手,但就像《我们与恶的距离》所提出的观点一样:“一个案件的结束,并不是判判刑就没有了。”

  当然,内地也并不缺乏对这些案件的思考。前央视记者柴静出版的《看见》一书中,收录了其对药家鑫家人的采访。在该篇采访中,柴静的一句话和《我们与恶的距离》的主张颇为相似:“张妙死了,药家鑫死了,但如果只是死,结束了就过去了,那就是白白死了。”

  正如《我们与恶的距离》中所展现出来的客观立场一样,去了解嫌疑人甚至是罪犯,并非是要为他们平反,法律自有评判,我们去了解和理解,是为了从媒体铺天盖地的报道和舆论怒火中走出,看清这个事件对时代的意义,最终做好预防。

  在滴滴网约车事件、红黄蓝事件中,大众们的愤慨被推至了最高点,在危害事件频出下,当下的电视剧市场最缺的,正是《我们与恶的距离》这种去审视、去反思的剧集。